文/张红权

邓必祯是应城人民的好书记。他18岁投身抗日，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原突围后，他奉命参加京北游击队，按照毛主席“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精神，与战友们隐蔽在大洪山区的丛山密林之中，以红薯、豆叶、草根为食，以洞穴为家，以稻草为被，坚持斗争一年有余，1947年11月，与南下主力部队会合后，任京钟支队一连指导员；1948年11月，任京山县孙官区区长；1949年6月，任应城县人民民主政府财政科科长，10月任应城县人民政府秘书；1953年6月，任应城县人民政府县长；1956年9月，任应城县委第二书记；1959年7月，任应城县委第一书记。他实事求是，认真负责；联系群众，平易近人；忘我工作，一心为民的事迹传颂至今。

腊月三十雪人归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腊月三十全家团圆是中华民族的习俗，工作再忙，路程再远，腊月三十一定要赶回家吃团圆饭也成为人们的最大愿望。邓必祯长期蹲点基层，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除开会、学习外，每年总有200多天住在农村，足迹踏遍全县所有乡村。即使回城开会，会一散就下去，很少回家，好象他的家就在驻点村，驻点村成了他的家，有事要汇报，只能到驻点村去找他请示。1951年的腊月三十，全家人就等他吃团圆饭，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那时没有电话，无法联系，妻子到县政府大门口等他，一直不见人，天快黑时，他才穿着草鞋冒着大风大雪从郎君区的宋杨乡赶回来，浑身上下被雪裹着，活象个雪人，连他的妻子都无法相信，这个“雪人”就是她丈夫，几乎没有人能认出来这个“雪人”就是邓必祯。

政委名字碗口大

应城县城西南，紧靠县河故道西岸是肖家畈湖，其南边与刁汊湖相连，刁汊湖涨水就会往县河上游漫，而县河上游的水又要下泻，在这南、北洪水的汇合处，漫堤破垸势不可挡。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在肖家畈湖围个大坝子，才能够既堵住南水，又防御北水，还能增加农田面积。邓必祯根据当地群众的愿望，指示农工部长熊炳文组织水利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到肖家畈湖实地勘测后，提出了“一河两堤”的围垦方案。1957年8月，中共应城县委作出了对肖家畈湖围垦分洪的决定，并成立了围垦工程指挥部，邓必祯任工程指挥部政委。

围垦工程9月上旬开始施工，邓必祯率领全县12个乡的干部和民工15000多人沿堤安营扎寨，用油布和芦席搭成工棚，食宿在工地。他和民工一起打飞硪，唱硪歌，鼓舞斗志，使民工精神十分振奋。许多有小孩子的妇女也不甘落后，把小孩睡的摇窝挑到工地，为了不误工，孩子饿了，就在工地上喂奶。大家从天明到天黑比着干，抢着干，当时虽是寒冬，堤上堤下的民工不少人都打着赤膊干，整个工程只用了约100天时间就竣工了，修筑堤防15公里，完成土方158.54万立方米。孝感地委书记王家吉到工地视察时说：“小邓（邓必祯）啊！你们搞水利的气魄和劲头真大，你们的告示（围垦命令）比门板大，你们做的堤比应城的老城墙还大，你们的民工干劲个个都大，你这个政委的名字有碗口大！”政委的名字碗口大就这样传开了。

兴修水利抗大旱

1959年从夏至秋，连续干旱82天。7月14日，面对严重的旱情，县委召开紧急电话会议，发出“抗旱压倒一切，一切服从抗旱”的决定，号召全县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开展抗旱斗争。县委第一书记邓必祯亲自率领县直机关科、局级干部70余人，分赴抗旱第一线，直接组织领导抗旱。全县先后投入抗旱劳力达7万余人，水车19872部，抽水机130台。随着旱情的持续发展，水源奇缺。县委当机立断，发出“继续开辟水源，充分利用湖水、河水，引水上山”的号召。各地很快组织劳力，相互协作，首次在县河西河渡修筑拦河大坝，将水提到西十、艾庙等岗地，抢救禾苗。全县先后拦河筑坝540处，开渠660条，并通过加级加站，提水上岗，引水灌田，保证了全县17万亩早稻和12万亩中稻获得丰收。但由于干旱时间太长，18万亩一季晚粳，正值“瓢水碗谷”之际，却惨遭“卡脖旱”，导致严重减产，甚至绝收！

8月旱情持续发展，邓必祯茶饭不思，带着县委办公室干部魏楚雄，通讯员小刘和水利局干部梅昌鼎，下乡看旱情、看水库，从城关到范河、到红堂。田畈里，处处田土干裂，所有一季晚杆子是青的，叶子是黄的，尽出的白刁子！在红堂冲前的港边下，有一斗多田的一季晚，子粒饱满，象滚了似的倒了铺。邓必祯看后说，这块田，好漂亮！他围着这块田走了一圈，叹口气说：“今年要有水，该多好！”他们又走到黄家湾，在湾前一个田埂子边，看到水塘干得亮了底，底土坚硬，埂子上的草也干死了。邓必祯站着抽烟，看得出他的心情十分烦乱。他在擦火柴抽烟时，顺手将草一点，草“蓬”的一下烧着了，火势很大，烧到10多米远的塘里，火乘风势，很快烧过塘堰又向岗坡上转。邓必祯看着火势，心急火燎，说了声“干得好狠！”顺手将通讯员小刘手上的“五四”式手枪拿过来，对着槽沟，一气打了5发子弹。梅昌鼎等赶快扑火，火扑灭后，他们又看了黄毛、李嘴等处。邓必祯边看边说，这里都可以打坝子建水库，没有水库就只能望天干！水，真是农业的命脉。走到有名店时，天晚了，在这里工作的张其安下面条他们吃。邓必祯吃得很少，一夜辗转反覆，难以入眠。第二天，他们又和闻讯赶来的杨岭公社农业书记刘中林等一起出发，在燕子山、黄四屋、渔子河等处，看了可以修水库的地址。晚上，在潘集过夜。在潘集，邓必祯和梅昌鼎计算水利工程，他问梅：一人一天能挖多少土方？梅说，做大坝，一个劳力挖一方土，他说，不能挖到3方？梅说，不能，充其量挖到1.2方。他咬牙骂梅保守。他说：“旱得这狠，不狠干不行，可以搞工具改革”。他又算工程帐，他说，杨岭、城郊可挖6处水库，还有杨河的短港，黄滩的牙獐庙，三合的金斗。梅认为搞多了，他说不下狠心干不行。梅说要干就分两期干。这天晚上，他躺在床翻来覆去又没入睡。第二天，返回县里，邓必祯主持召开了县委会,他提出了方案,与会县委委员经过讨论,形成决议:今冬明春，修建雷家冲、黄四屋、燕子山、黄毛湾、李家嘴、牙獐庙、六分湾、金斗等8处小型水库，同时完成上报审批的短港、渔子河中型水库两处。

这年的10月开始，全县铺开了两处中型水库、8处小型水库的新建、6处小型水库的续建工程。投入工程的干部和民工达10万多人，苦战3个月，使应城的中、小型水库基本上形成了规模，为应城的水利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因为急于求成，也留下了一些遗憾。

传达精神不过夜

1960年秋天的一个星期六，邓必祯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至下午五点，为了及时传达县委扩大会议精神——生产自救，他到食堂简单吃了一点粗粮，推着半旧的自行车准备赶往驻队点潘集公社。通讯员小陈急忙上前拦阻，说：“邓书记，你骑车不会上下，哪能走？再说，天也快黑了，会有危险的，等明天再下去吧！”“那怎么行呢？我今天一定要赶下去。小陈，你快来扶我上车，我要赶路。”邓必祯态度坚决。小陈无奈，只好把他扶上了自行车。

邓必祯身材很高，但身体瘦弱，车技不行，上要有人扶着或凭借土包跨越上车。这天，他不带一人就匆匆上路，如同冒险。行至八角碑，一个土埂顶翻了自行车，他摔下车来，跌得鼻青脸肿，腿也摔破了。他急得团团转，十分生气地自语道：“这怎么办，这怎么办，还要赶到点上开会呢！”他一边嘟囔，一边推着自行车往前走，推到松林岗旁的一田埂上，忍痛借助高田埂又骑上了车，不顾一切地赶往潘集，赶到雷墙湾前大冲处，又摔了一跤，脚上的解放鞋摔破了，脚趾头踢得鲜血直流，车也摔坏了。他躺在地上，没好气地说：“我怎么这么没有用？驾驭不了一辆自行车！算了，不要它，干脆步行。”他把自行车托放到路旁一家棚子里，忍着疼痛摸着夜路，踉踉跄跄地向潘集迈进。一路漆黑，一路坎坷，他好不容易摸到驻队住户潘集连水大队三生产队魏大腿队长家，魏队长借着灯光，看到邓书记满身灰尘、满腿鲜血，惊恐万分，不住地问：“这是怎么搞的？这是怎么搞的？”他一边不停地问，一边安排家人烧水给邓书记洗脚，包扎伤口。邓书记顾不得这些，大声说：“你们少管我的闲事，快找些社员同志来商量生产自救的事。”魏队长找来社员代表来家开会，社员们看到邓书记这个样子，一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纷纷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把县委的生产自救指示精神落实好。

实事求是赈灾民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农业减产，农民生活十分艰难。为了休养生息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1961年秋，县委决定从县直机关组织30多个工作组分赴全县重灾地区，抓好生产自救和秋播生产，安排社员生活。邓必祯住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杨岭公社，他要求工作组进村后做好调查，抓好生产，与社员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11月中旬，邓必祯来到彭集大队，听完汇报后，他询问社员生活情况，工作组的同志欲言又止，他就批评说：“应该实事求是的讲，不要有顾虑。”当他得知社员吃粮水平并非管理区反映的那样乐观时，当即指示迅速摸清情况。当时，面临灾荒，有的队缺粮严重，有的队虽也缺粮，但情况稍微好些，生产队干部、社员为了能多要点供应，普通是“饱也叫，饥也叫”。为了把情况搞准，把有限的粮食真正用到缺粮多的队和户，邓必祯再次到彭集大队与工作组的同志深入农户摸底算帐，从产量、留种、用粮逐项调查，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对比核实，发现有5个生产队吃粮水平在18斤左右，有4个生产队吃粮水平在15斤以下，全大队按每人每月20斤计算，到麦收止，共有粮食缺口5万多斤，情况非常严竣。11月底，邓必祯主持召开了杨岭公社管理区书记、工作组长碰头会，根据会议反映的情况，全公社必须落实大约80万斤粮食才能度过春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散会后，邓必祯赶回县里，召开县委会，研究解决粮食缺口问题。到12月中旬，供应口粮就按月分发到了农户家中，社员十分感谢党的关怀，感谢邓必祯关心社员疾苦，实事求是为人民负责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