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烽火燃烧神州大地的艰辛年代，从应城膏盐矿区富有的洞商家庭，走出一位大少爷，在共产党人的引领下，携妻带女，倾其家财，进入京山八字门——李先念、陶铸、陈少敏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日怀抱，并担任了抗日民主政府应西县县长，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开展了殊死卓绝的斗争。 他，就是被时人称为“愚大少”的陈愚安。 陈愚安的父亲陈幼新，是应城膏盐矿区拥有“一厂三洞”（庙岗盐厂、庙岗河坡膏洞一栈，起源井二栈，四源井三栈）牌号“陈元记”的老板。陈愚安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出生于应城陈家河；少年时期随其父陈幼新住在新兴的大都市——上海法租界，吃喝摇摆就读于上海的一所学校，从小学直至高中毕业。1926年，又以自费飘洋过海，东渡日本，留学于日本帝国大学。历时四年，于1930年 毕业回国。先是在上海逍遥自在的闲住，后又乔住武汉，1935年回到应城。 陈愚安生性豪放，回到应城后过着阔少爷的生活。时而在城关玩乐，时而在膏盐矿上闲游，常把他厂家的职员和工人邀在一起“押宝”摇单双。工人手中钱少，“三宝”、“两宝”输光了，他就拿出自家的光洋来，说：“来，我借给你。”别人怕输多了还不起，他就说：“赌博帐赌博还嘛，输赢好玩！”输来赢去，都是他大少爷的钱，有人说他“没有小家子气”，有人说他“愚”，背后就叫他“愚大少”；他知道后笑呵呵地说：“我取名就叫愚安嘛，愚者昧也，愚昧之人，安然自乐！”“愚大少”之名，传遍膏盐矿区及应城城关。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碎了大江南北；10月，应城沦陷。陈愚安的父亲陈幼新去了重庆，膏盐业交管事杨少坤主持，陈愚安则避居在武汉。常和同住的应城洞商蔡筱云、陈荫三等来往。当议及值此国难当头，矿区有志之士正在奋起开展抗敌斗争时，蔡筱云、陈荫三拍案而起，义愤填膺地说：“吾辈矿商应拥护矿区的抗日斗争。”陈愚安当即表示：那就回去看看。1939年，他回到了应城陈家河老屋刘家庵，并于这年的7月下旬，亲往京山丁家冲，参加了共产党人陶铸、许子威主持召开的应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抗日乐捐动员会，聆听了陶铸同志关于“抗日救亡，人人有责”的讲话。日军的铁蹄踏碎了他安然自乐的美梦，共产党人的抗日主张唤醒了他抗日救亡的良知。会上，他坚决表示：复兴矿业，按月向抗日民主政府交纳抗日经费。这次会后，每当抗日民主政府召开矿商会议筹集抗日经费时，有的矿商常派一般职员到会应付，而陈愚安却不顾个人安危，总是亲自参加，并积极交纳抗日经费。矿区所出的经费，每月都有增加，一般都在五、六万元，七、八万元之间，最多时每月达到了十一、二万元，陈愚安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时，他还住在陈家河老屋刘家庵。 那天，日烈当空，蓝天万里。新四军五师首长李先念、陶铸、陈少敏和在边区访问的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来到了陈河刘家庵，访问了陈愚安，对陈愚安的抗日救亡热忱，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为李先念等的话使他倍受鼓舞，荡漾肺腑！李先念师长见他就说：“感谢你对抗日军民的经济援助，五师能在鄂中站稳脚根，坚决抗击日军，你们矿商是功不可没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我看到中国的有产者，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同仇敌忾，非常可贵！中国人的抗日热情，令我由衷感佩！我要写报道，向全世界广泛宣传，中国人是有骨气夺取抗日胜利的。”所有这些肯定和褒奖的言语，他铭记在心。 从此，他更加尽力经营他的矿业，他冒着风险，常来往于陈河、城关、膏矿。为了避免日伪的纠缠，他将原置的好多套西服，常穿常换，以日本留学生的“高贵”身份出现。日伪对他“敬而远之”。他盐厂的盐销路颇佳，他将所获盈利源源不断地向抗日民主政府送交抗日经费，他再度觉得“安然自得”。 但这种“安然”的时间并不多久，日伪对矿区实行日甚一日的经济封锁，推行了食盐“专卖”，残杀了为抗日民主政府筹集抗日乐捐的爱国矿商蔡筱云和矿区进步人士张伯仁，还拆毁、烧掉了一百家熬盐棚。陈愚安家的熬盐棚也遭拆毁！这时的陈愚安，思想十分彷徨苦闷，觉得自家生计已失，又有何能为抗日出力！他又跑到武汉法租界去避居。 他到武汉后，很快就遭到日伪特务的纠缠和监视，拉他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他精神上疲于应酬，脑海里萦绕着日军对膏盐矿的肆虐，更难忘共产党人李先念、陶铸等的言词对自己由衷的激励！ 1943年，也就是在陈愚安十分彷徨苦闷的时候，共产党人沈少华（即沈德纯），给他写来一封信，动员他投入到抗日队伍中来。他看信后说：“看来，只有跟着共产党去抗日，才是出路。”于是，他又带着妻小重回应城陈家河。在离开武汉时，为了避免和摆脱日伪特务的监视，他一面和这些人打牌，一面有意说：“我回去找共产党的。”这些特务以为他说的是假话，又在做“愚人”，说他是“又想回去当老板赚大钱。”对他的行动不在意。却不料他是真说真做，真的回来找了共产党。后来，他谈起离开武汉的情形时，风趣地说：“有些人真把我当愚人，我却在”愚“的雾罩中认清了方向，愚弄了敌人。”他原是大智若愚！ 他回到应城陈家河后，就找到了共产党人蔡松云。蔡松云也是从膏盐洞商家庭出来的抗日先行者；这时正在湖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陈愚安要求带他去会见鄂豫边区首长，蔡松云极表欢迎。这时，他携带了妻女和全部家财，毅然走向了抗日根据地——京山八字门。边区首长李先念、陈少敏等亲自接见他，并开了欢迎会。当时，陈愚安由一个“阔大少”成为抗日志士，在矿商及其子弟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人们纷传：“陈大少倾家抗日！” 陈愚安投身抗日后，即向党的组织提出：为粉碎日本侵略者对抗日军民的经济封锁，必须开展针锋相对的夺盐斗争。1943年6月，经中共应城县委决定：任命陈愚安为应城矿区整理委员会副主任（鄂中分区副司令员蔡松云兼任主任）。针对日伪封锁食盐，陈愚安提出“以牙还牙，针锋相对”。采取了芦、柴禁运的方法，就是动员和阻止湖区有芦柴的户和京山一带打柴的户，一律不向膏盐矿区运卖芦苇松柴。用陈愚安的话说，这就是：“你不卖盐我吃，我不卖柴你烧，看你又怎么能制盐！”他这一手，使矿区两个月无法开火熬盐，弄得日伪制盐部惊慌失措，不得不派杨友吾等出面，找陈愚安“恳商”。 杨友吾是德余堂盐厂的老板，曾和陈愚安是一样的“大少爷”，现跻身在日伪制盐部。“两大少”见了面，愚安当着友吾，痛斥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残暴罪行，斥责了日伪制盐部配合日军干的坏事，并义正词严地对杨友吾说：“值此国难当头，你怎么能只顾自家发财，为虎作伥，你还有中国人的良心吗？你们封锁食盐，弄得产盐地方的人也没有盐吃，你忍心吗？大少爷，不能做民族的败类啊！”说得杨友吾哑口无言，惶惶不安。陈愚安进而迫使杨友吾代表日伪制盐部达成了芦、盐交换协议。一举冲破了日军对食盐的封锁。 这年8月，应城矿区整理委员会在黄滩召开有应城部分士绅和中小矿商30多人参加的会议。陈愚安在会上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对到会的人讲话。他说：“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们应城后，弄得我们矿商也无法生存了！产盐的地方没有盐吃，一些农民被逼得去偷盐水，被日军抓去‘拌豆腐’、扔枯井、活埋，其惨像令人难以目睹！皮之不存，毛焉能附？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啊！现在只有团结抗日，才能救亡图存……”他的讲话，极为有力地激发了到会者的抗日热情，到会者当即表示：一定为抗日出力。随后，他团结士绅和矿商中的进步人士，成立了以黄建宁为董事长的“应城膏盐公司”，同日伪应城制盐部进一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夺盐斗争，并吸收了一批矿商子弟参加抗日工作。 1943年秋，应城的稻谷，获得大丰收。但稻谷属于边区政府禁运的物质，不许出口。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谷贱伤农”，同时人民也需要一些生活必需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愚安经过慎重考虑，向应城县委和县政府提出由“矿整会”收购稻谷，有计划有组织的出口，并采取以物换物的办法，换回一些抗日军民所需物资。应城县委和县政府对他的建议很重视，又报经边区政府批准，在同年9月，成立了“五丰合作社”，开始收购稻谷。所需资金不足，一方面号召群众集资入股——当地农民都可入股，每担谷做为一股，按股分红；一方面报经上级批准，由“矿整会”印制“兑换券”兑换物资和银元。“兑换券”以边区银行边币为单位（元），比例为10：1，也就是10元边币可兑换一块银元，“兑换券”面额分为50元、100元、200元三种，由“矿整会”会计课负责人戴惕安签发，共发行350万元。五丰合作社从1943年9月到12月，共组织出口稻谷10多批，约30万斤，从武汉换回肥皂、火柴、内衣、文具纸张、医药以及军用物资200多种，其中主要物品有：手套2000双，晴雨鞋1000双，手电筒1000个，电池1000箱，油墨300盒，誊写用的钢板50块，白板纸200令，还有油印机50台，油墨300盒。此期间，陈愚安还利用社会关系，通过进步人士和同情抗日的其他人士，开展敌伪工作，先后争取了日伪武汉警备区宪兵队副队长方舫和其部下朱林的帮助，把采购到的军用物资存放在他们家中，以防被日寇搜走。通过他们，还购回望远镜10架和一部分手枪子弹。在彼此的接触中，方舫的思想觉悟也迅速提高，先后动员他的女儿方达庆和他的哥哥方博宇，带着儿子方邦达来到根据地参加了抗日工作。 为了广泛团结工商界人士的子弟和知识青年参加抗日，1944年7月，“矿整会”还成立起“应城抗日青年文化促进会”，在应城三区召开代表会时，中共应城县委书记张谦光、宣传部长蔡坚、副县长王恢到会，并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文促会”除开展抗日宣传，争取团结敌占区的知识青年投入抗日活动外，并与武汉青年建立联系，邀请中、小学教员来根据地参加访问，使一批一批青年走上了抗日道路。在陈愚安的影响和帮助下，原本在汉口火车站工作的他的姨姐金漪竹，辞去了汉口火车站的工作，来到应城参加了抗日，开始在应城县抗日民主政府任会计，不久便担任了季伟区（亦称木梅区）区长。这时，在陈愚安的积极申请、要求下，经鄂中地委讨论批准，作为“特别党员”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此，陈愚安感到无尚的光荣，也更坚定了他抗日救亡的信心和决心，他勤政为民的劲头也更足了。 1944年8月，抗日民主政府根据抗日需要，将应城划为应城、应西两县，召开了县参议会。会上，陈愚安被选为应西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鄂中地委调派樊作楷为应西县委书记，共同主持和领导应西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民主政权建设。应西县除将原第五区划分为祝景区，矿区以外，在木梅、葛蓬岗一带建立了季伟区，在应城的西汤庙一带建立了西效区；在陈李、陈河一带建立了陈李区；在陈铺下乡、汪集一带建立了黎明区。成为巩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动员群众支援前线，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重要措施。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应城分为两县的历史任务胜利完成，并归还了原建制。陈愚安调任鄂中行署副专员，在天汉湖区一带坚持民主政权建设。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一心妄想独吞胜利果实，四处派遣国民党政府官员大肆“还都”和“接收”。此时，陈愚安的父亲陈幼新带着次子陈大镛从重庆回到湖北。因为陈大镛在重庆读了几年书，参加了国民党，随着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的“接收”大员返回湖北后，当上了湖北省三青团的团部干事。陈幼新回到了陈家河老屋刘家庵，回后不到半年时间，即于1946年春一病不起，寿终正寝。陈大镛从武汉返回陈家河，为其父大办丧事。由于陈幼新在生前为人尚好，对族中和家乡做过一些善事，如生前就拿出私产办了一所小学，取名“幼新”小学，让许多农村孩子得以读书。他又是一大洞商，故族中人把他的丧事办得很排场。 送葬的前一天，陈愚安也从天汉湖区回来了。族中人听说陈愚安回来了，有的很高兴，有的很担心，因为愚安是共产党，大镛是国民党，此时国民党已开始排斥和企图扼杀共产党。愚安和大镛两弟兄见了面会么样呢？族中主事的陈志清说，不管怎么样，只管送葬，谁要是在这时争国事，谁就是不讲“孝”。 送葬前主办祭礼，按兄弟辈份，愚安是长兄理应先拜揖；大镛是其弟，理应在其后。但大镛却说他是“正统”的国府官员，愚安是“落草”的“不孝子”，应让其后。这一下，把愚安藏在心底的怒火点燃了，愚安“霍”地从椅上挺立起来，义正词严地喝道：“大镛，我本见你乳臭未干，又碍于族中父老的情面，本不想教训你！现在你既把话挑开了，我就来教训你几句。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你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一些走狗一样，蜗居在重庆，你可知道，坚持在前线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是谁？是共产党，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鄂中，在应城，是新四军、是膏盐矿区的工人、是陈河湖区的农民，这是有目共睹的事，你睁开眼来看看！”大镛听愚安说得振振有词，竟岔开话头说：“我不跟你讲这些，你那个共产党政府只能是‘草寇’。”愚安说：“住嘴！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只有真正为人民的政府，才是真正的政府，才能长久。”大镛说：“你那个只有几条破枪的政府，还想长久？兔子的尾巴长不了！”愚安说：“真正的力量不是现在的枪支好坏，真正的力量在于人心的向背，人民向着共产党，共产党就有力量的源泉，战胜反人民的人。”……这时，族中有的人在劝阻大镛，有的在劝阻愚安，主事的陈志清见大镛又要开口吵，就提高嗓门吼道：“不要再吵了，我早说过，只管葬事，不管国事，现在祭礼开始，按兄弟辈份先后叩头，叩了头，然后各走各的路。”兄弟俩的一场唇枪舌箭方始罢休。愚安先叩了头，大镛在后。送完了葬，陈愚安又回了天汉湖区。 为时不久，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妄想以其八百万国军消灭共产党，但事实是，不到三年时间，国民党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都被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垮了。1949年10月，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得解放。 新中国建立后，陈愚安担任了咸宁县人民政府县长，亲自参加了咸宁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工、农、商百业俱兴。而那个骄横不可一世的陈大镛却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1960年后，陈愚安调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虽已年逾6旬，但仍然坚持深入到天汉湖区的天门、汉川、应城，调查研究三年自然灾害后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在参事室不断提出议政意见，供省政府领导人决策参考，受到参事室的嘉许。 1974年，陈愚安在武汉病逝，终年68岁。用他的行动书写了他抗日救亡，勤政为民的光辉史绩。（ 魏志才 整理）
